列车驶入港口时,速度渐渐慢了下来。
从河南出发,窗外的平原、丘陵和城镇已经换了几番模样。到了琼州海峡边,我才真切地意识到,自己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岛。车厢被缓缓送上渡轮,熟悉的车轮声停了下来,列车随着船驶向海的另一端。
我想起出门前,母亲替我收拾行李。
她把衣服叠了又叠,往箱子里塞进一件薄外套。我笑她多此一举,说海南天气暖和,哪里用得着。她说:“车上冷,带着总没错。”
临出门时,我随口问她:“妈,你十八岁的时候,去过这么远的地方吗?”
她想了一会儿,摇摇头:“那时候去趟省城都觉得远,哪想过跑到海那边去。”
“那你那时候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吗?”
母亲低头把行李箱的拉链重新拉好,过了片刻才说:“想过啊。不过那时候想的,和后来过的日子,也不完全一样。”
我还想再问,她却催我检查车票,叮嘱我到了学校记得报平安。
我知道母亲十八岁时已经工作,也知道她年轻时有过自己的向往,却很少问她具体想过什么。那天急着出门,我也没有继续追问。
而十八岁的我正要去读大学。离家前,我想过很多遍未来:大学里会遇见什么人,自己能不能学好这个专业,毕业后又会去哪里。坐上南下的列车,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,却已经把我的心带到了海峡对岸。
列车渡过海峡,重新驶上铁轨。初到海南,空气里有潮湿的暖意,路旁的椰树与故乡的梧桐很不一样。我拖着行李走进校园,对陌生生活既好奇,又有些忐忑。
日子慢慢安定下来。教室、食堂、宿舍之间的路走熟了,课程表上的名字也渐渐和一本本书、一堂堂课对应起来。柜子里那件薄外套,一时还没有穿上的机会;偶尔翻找衣服时看见它,我会想起母亲说的“车上冷”。
海南不再只是地图上遥远的一座岛,而成了我每天醒来、学习、生活的地方。也因为在这里生活,我开始留意这片土地更久远的过去。
母瑞山的名字,留在了我心里。
1932年,琼崖革命遭受严重挫折,冯白驹带领一百多人转战母瑞山,在围困中坚持了八个多月。到1933年4月突围下山时,队伍只剩下二十五人。
几行文字,读过去只要很短的时间。可那八个多月是一天一天过来的。山中的饥饿、疾病和危险,什么时候才能结束,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。
后来,琼崖革命力量在艰难中逐渐恢复。海峡另一边,1934年,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两支队伍身处不同的地方,经历着各自的艰难岁月。母瑞山的坚守发生在长征出发之前,而琼崖的革命斗争,从1927年延续到1950年,留下了“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历史。
此前,我读历史时常常先记住年份和结果,很少想到,身处其中的人看不见后来。他们所面对的每一天,都是尚未写好的。如今再看那些年月,我会想起母瑞山,也想到长征路上那些遥远而艰险的山川。今天,我可以为了读书而选择远行;在那个年代,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,走进的却是战火与生死未卜的道路。
那些未曾看见的后来,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,成了我今天能够安稳读书、想象未来的日子。
上实验课时,我坐在显微镜前,慢慢调整焦距。镜片里原本模糊的轮廓,一点点显现出来。
学校的旧资料里,记载着海口一所早期医学校的办学条件:教室不多,教学器材有限,档案中有两台显微镜和一台天平。
七十多年前,也有学生在海口学习医学。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去了哪里,也不知道他们曾怎样想象自己的将来。如今,我从河南来到海南,坐在大学的实验室里。那些原本只存在于校史资料里的年月,渐渐有了具体的模样。
后来,我迎来了解剖课。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叮嘱我们,一定要尊重大体老师。我们借助他们的身体学习人体的结构,而他们也曾有过自己的生活,有牵挂他们的家人。
我曾读到过一位老红军的故事。他在生前签下了遗体捐献书,家人不解,他却说:“我生前跟着党打天下,死后身体还能给娃娃们练手艺,值了。”
当年,他们在战场上流血,是为了把新中国交到我们手里;今天,他们安静地躺在解剖台上,是为了把医学的未来交到我们手里。称他们一声“老师”,便不能只记住书上的名词,忘记眼前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,更是一段厚重的托付。
我曾以为,历史与我之间,隔着九十年的光阴。
后来我发现,时间并不只写在书页里。
它也藏在琼崖山林间未曾熄灭的星火里,藏在海口那所曾有过显微镜的简陋学校里,藏在长辈提起十八岁时,那一瞬间的沉默里,也藏在无言的解剖台上。
而今天,我坐在海南的大学校园里,拥有他们曾为之努力、也许未曾亲眼见到的后来。
我又想起母亲说的那个十八岁。那时候,她已经开始工作;而我来到海南,开始学习医学。她说,年轻时想过的,和后来过的日子并不完全一样。至于我的后来会是什么模样,现在还不知道。
再想起那趟南下的列车,我仍记得它在海边慢慢停下。车厢被送上渡轮,越过海峡,又在另一岸重新驶上铁轨。
出发时,我只知道自己要去远方。来到海南以后,我才慢慢看见,这片土地有过怎样的风雨,又有多少人曾在这里守望过未来。
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。如今,我坐在明亮的教室里,读着那些关于生命的书,也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。窗外的树影随着日光移动,我知道,属于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